以抽签来选任官员，属于抽签神判，是神判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历代帝王自称天子，是代天统治万民的，遇有重大问题，也要请求天示意。官吏选拔任免，关系到王朝的兴衰，占卜选官便成为选拔官吏的一种方式。抽签是占卜的一种，通过占卜选拔任用官吏，起源很早，在我国，大约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。据古代文献记载，夏朝就有了这种做法。《尚书·大禹谟》载：“禹日：‘枚卜功臣，惟吉之从’。”孔颖达注日：“枚卜，谓历之而从其吉。”这是引用夏朝开国天子大禹的话，说明当时选拔有功之臣是以占卜吉祥为任用标准的。到了商、周时期巫卜文化更是盛行，今天的甲骨文就是当初商王占卜留下的。此后，随着社会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巫卜文化越来越兴盛。特别是唐代以后，占星、相术、八卦预测等术数文化发达流行，人们都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发展趋势，因此，算命是社会各阶层最普遍接受的。相对简易的抽签，又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。后世所见到的罗盘，最初就是为了易经风水所用。
历代统治者常以“枚卜”来选用官员，唐玄宗曾用其法选相，唐人李德裕在《次柳氏旧闻》中曾详记其事：“玄宗善八分书，将命相，先以御体书其姓名，置案上。会太子入侍，上举金瓯，覆其名以告之日：‘宰相名，汝庸能知之乎？即射中，赐若卮酒也。’肃宗拜而称之日：‘非崔琳、卢从愿乎？’上日：‘然’。因举瓯以赐酒卮。”[8]在《新唐书·崔琳传》中有类似记载。五代时期，也有用琉璃瓶覆名而卜者。据记载，“五代唐废帝择相，问左右，皆言卢文纪、姚凯有声望。帝因悉书清望官名，纳琉璃瓶中，夜焚香祝天，以箸挟之，得卢文纪，欣然相之。”
到了明清时期，巫卜文化非常普及流行。根据历史文献、民俗材料，在汉族地区的集市、庙会、寺庙中，几乎都有签筒，供人卜算。明代蒋一葵在《茶余客话》里说： “正阳门庙者，祀汉前将军关侯。侯庙祀遍天下，而称正阳门者，为都城作也。都城自奠鼎以来，人物辐臻，绾四方之毂，凡有谋者必祷焉，日吉而后行事。”明代刘侗、于奕正所著《帝京景物略》，更是生动地记述了当时抽签的盛景：“（正阳门关帝庙）祠签，跪而摇，报而顿首谢者，恒数人，旁跪而代者恒数人，挨挤而立矣者，恒数十人，日无虚刻。”
明朝，曾以金瓶覆名的方式选取驸马。清朝姚之驷曾搜罗元、明典故，撰成《元明事类钞》，其“金瓶取一”记载明神宗年间一个故事，据“《笔麈》：‘万历中，选择尚主（指附马），兄弟三人人见。太后置其名金瓶中，焚香祝天，取其一，即时绯袍覆之，送入春曹（指礼部）’。”把公主的婚姻大事也寄托在神灵身上。可见，明代巫卜文化风行，上至皇室，下至普通百姓，都诚信不疑。那么，以占卜来选官也就不足为奇了，甚至选用大臣充任大学士（即选丞相）入阁办事也有其例。据《明史。温体仁传》载：“枚卜大典，社稷安危所系。”枚卜大典，即指选相，是用占卜的方法从几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担任丞相。
实际上，明后期选官只所以盛行“枚卜”，还在于官场的严重腐败。明代正常选官的方式有大选、急选、远方选，有岁贡就教选，间有拣选，有举人乞恩选，等等。但是由于选官时索贿受贿、结党营私、舞弊等行为日益严重，愈演愈烈，严重影响了国家行政机器的正常运行。于是，明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，吏部尚书孙丕扬创为掣签之法。明人沈德符的《万历野获编》中“掣签授官”条曾记其详：“吏部掣签之法，始自迩年孙富平太宰，古今所未有也。孙以夙望起，与新建张相寻端相攻，虑铨政鼠穴难塞，为张所持，乃建此议，尽诿其责于枯竹。初行时，主者既以权衡弛担，幸谢揣摩。得者亦以义命自安，稍减怨怼，亦便计也。然其时，有一陕西老明经，以推官掣得浙江杭州府，震求免，富平公大怒，谓若敢以乡私情首挠吾法，叱令送法司治罪。其泪而出。比抵任，则首郡刑官，百责所萃，果不展布。抚按为题一浙东甲科，互相更调。富平心知其故，佯不悟而允之。此后则记认分别阳则日南北有分，远近有分，原籍有分，各为一筒，遇无径窦者，任其自取，而阴匿其佳以待后来。其授绝域瘴乡之人，涕泣哀诉，筒以他授矣。初犹同胥吏辈共作此伎俩耳。至其后也，选司官每遇大选前二三日，辄扃其火房，手自粘贴地方，暗标高下，以至签之长短、大小、厚薄，糜不各藏隐谜。书办辈亦不得与闻，名日‘做签’，公然告人，不以为讳。于是，作奸犯科，反不在曹掾矣。其或先有成约而授受偶误者，则一换、二换、三换，必得所欲而止。他有欲言，则叱詈扶出矣。日‘统’、日‘均’，如斯而已乎。”
从上述可以看出，本应严肃、庄重的选任官员，竟以抽签占卜代替，显示占卜作为一种神判形式，在社会中有深厚的土壤，已经为各阶层的人们普遍认可。
